如何理解中國的“一統(tǒng)”及其政權組織

——虞城縣高級中學 高力濤

作者簡介：

高力濤，中教一級教師，聯(lián)系電話：13598381947

中國什么時候有的“一統(tǒng)”？“一統(tǒng)”下的中國政權又是如何組織的？如何去理解其歷程的大概脈絡？又比如，秦的統(tǒng)一及其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在此歷程中到底充當著什么樣的角色？……我想到現(xiàn)在，有許多人對此的認識和理解是模糊甚至是偏頗的。筆者想通過此文說說自己的理解和認識。

文章粗淺地把“一統(tǒng)”下的中國政權組織變遷歷程，分了三個大時期：部落聯(lián)盟時代；君主時代；共和時代

部落聯(lián)盟時代

這里的部落聯(lián)盟時代，大致在夏代之前，這個時候，沒哪個被推舉出來的首領說“天下”是自家的，就是所謂的“禪讓”，賢者上，或能者上，黃帝的地位不就是打架打出來的么（以武力平定四方）。打架有能耐，就會引起攀龍附鳳的“一統(tǒng)”效果，誰都想尋求姻親式甥舅或盟兄式“大哥”的保護——這應該是中國最早的“一統(tǒng)”形式——其實就是一個不同姓氏間的部落聯(lián)盟。

天下一家又不一家（血緣和家長），這里很形似西歐各國王室間的關系（盡管從血緣上看，中國部落聯(lián)盟甚至不如西歐各國親密），英國維多利亞女王不是西歐各國王室的（外）祖母么?；蛟S，誰統(tǒng)一誰都是自家血親（兄弟）在打架，比如在“一戰(zhàn)”中，人家西歐各國就是（表）兄弟間在打仗。

對于各部落在結親或拜把時候有沒有理清各自的權利和義務，各組成單位（部落）在整體中的地位，組織運行有沒有類似契約式的規(guī)范，以及王的地位，等等，必然有約定俗成的慣例。但作為一個“一統(tǒng)”整體是沒有爭議的。

君主時代

夏啟后，領導人不再（主動或被迫）傳能（賢），而是傳子，從這個意義上講，部落聯(lián)盟雖然還是聯(lián)盟性質，但首領對國家的主權關系似乎發(fā)生了質的變化。世襲的事實使得聯(lián)盟成為了這個家族的私產，這么一個聯(lián)盟，不更成為了一個不可分割的“一統(tǒng)”整體么？“一統(tǒng)”成為歷史傳統(tǒng)就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兒。我們似乎應該承認夏商周君主以及后世君主對“天下”主權的擁有，我們之所以沒有這個意識，是因為我們少了點兒“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識。這一君主下的“一統(tǒng)”模式一直持續(xù)到1912年元月。

夏啟、商湯（甚至周姬發(fā)）沒有集權，不是因為他們不想，是因為他們沒有那個能力，但有那個欲望。因為一次開會遲到就可以斬殺一個部落的首領，就是夏啟權力欲望的體現(xiàn)，那個被斬殺的部落首領也是一只可憐的“雞”，用來嚇唬其它的“猴”。夏商周模式幾同，但周的一統(tǒng)能力顯然更強，分封自家子弟到更廣大區(qū)域（黃河、長江中下游，北至燕國，西甚至至昆侖山），這就意味著統(tǒng)一不僅在形式上，還在于姬家文化在廣泛地域的滲透上，“姬家文化”周禮成為先進文化隨著分封制而暢游“全國”，這種在文化上的一統(tǒng)奠定了后世“春秋一統(tǒng)”最重要的基礎（盡管直至漢朝，連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其各地風俗文化依然相當迥異）。文化“一統(tǒng)”是一種更深刻的心理暗示——我們都是一樣的“人”（儒家即擁有你是否為人的判斷標準）。

不可否認，周王的分封使得諸侯權力很大，但周可以通過任命諸侯國內的“卿”和“監(jiān)”，來控制諸侯（“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jiān)，監(jiān)于方伯之國”）。周夷王（西周第九代王，倒數(shù)第四位君主）可以把齊國國君抓回來煮了，說明周的集權能力還是很強的。而后期之所以諸侯戰(zhàn)亂是周王室能力問題，而不是制度問題。王無力通過自身的監(jiān)視系統(tǒng)來控制諸侯，又瞎特么折騰，坐視諸侯做大，導致后來無法收拾的局面。

我們可以這樣反問，是不是周王沒有名義上的權力或制度設計來阻止這一切呢？顯然不是。這與漢七國之亂，晉八王之亂，唐藩鎮(zhèn)割據(jù)，清末東南互保，辛亥后南北十數(shù)省瞬間獨立，道理是一樣的。

君主時代的政權是如何組織的？這里筆者主要談三個問題：君主如何獨攬大權，各地如何集權于中央，職業(yè)官僚如何而聚。

1，君主如何獨攬大權

自夏啟以來，“天下”屬于君主（王，天子，皇帝），誰敢否認這一點，誰就會人頭落地。問題在于能力，你能力顧及不到，體制設計、政權組織再高明也都不會足以讓你獨攬大權。如之奈何？哭么？你得感謝生產力的發(fā)展，尤其是信息傳輸能力，當然還包括物質基礎積累。

從夏啟到明清，君主集權能力之進步，蝸牛一樣地前進。在體制設計上，到了朱明朝，君主才開始事無巨細地全面掌握天下——這本是君主自始至終的權力，只是到此才有這樣的體制設計與之匹配而已。但這種設計卻依然并不意味著可以給予君主所有的權力獨攬所必要的保證。

2.各地如何集權于中央

歷朝歷代，所謂地方機構，都是中央（君主）的派出機構或君主的監(jiān)察、直轄機構。秦之前為封國；秦之后，郡：君之耳；縣：懸之地，其它諸如，“道”、“路”、“州”、“府”等，至蒙古元，所謂“省”，字面上就是“行中書省”的簡稱，即元在各地設置的“行走著的中央機構”。

各地如何集權于中央？明清綜合以往經驗教訓，采取的是雙重管理模式，即中央各部門可以直接對接管理地方各職能部門。地方各部門，既要聽命于督撫，也可直接對中央（君主）匯報情況，任何“地方官”，哪怕七品縣官，督撫等封疆大吏都無權直接任免。他們只有參劾權，然后再由中央（君主）“圣裁”（內閣或軍機處是君主的“秘書處”）——一般為了督撫面子，都會準的。

饒是如此，當中央財政緊張或預決算紊亂時候，中央（君主）也會失去對各省的約束，導致地方割據(jù)，春秋戰(zhàn)國之亂也就不足為奇了。

3.職業(yè)官僚如何而聚

君主需要職業(yè)官僚來參與自己的政權組織，幫自己打理政務。柳宗元據(jù)此說，這就是“公天下”，因為大家都可以憑口才、殺人技術、種田技術、文字技術和聚財技術（捐納等）……憑借這些技術你可以在君主那里獲得一個參與管理國家的機會，即“公天下”。只是你得過一個入門坎。

“民主”又如何？古今中外的人類歷史告訴我們，任何國家和地區(qū)的“民主”，其參與者都有入門坎。你得滿足一定的標準，才有權利消費大家兌出來的公權力。否則，便是對其他人權利的搶劫。你若是“人民”的敵人，那么你只能是被專政的對象。

鑒于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動亂，人們覺得似乎有必要把君主集權能力再上升一個階段，這便出現(xiàn)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這是一個非常早熟的組織設計，它超越了同時期生產力水平，以至于會反過來抑制生產能力發(fā)展。因為生產能力的每一次發(fā)展，統(tǒng)治者都要考慮到更多的政治成本，這使得他們不愿意擴充自己的能力去順應這種發(fā)展，而是采取了最笨的辦法：圍追堵截（重生產，鄙視技術，輕視交流，厭惡邏輯思辨，實行思想專制等）。

共和時代

中國從1912年正式進入共和時代。國家屬于全體國民。共和時代下的中央集權和君主時代的中央集權不一樣，這里必須值得啰嗦一下。共和時代的中央集權是民眾通過簽約形式（約定好自己的權利和義務）賦予公權力擁有集權的能力，是單一集權（權力較為集中）還是復合集權（權力較為分散），都是可以商量的。但是君主時代的中央集權，嚴格來講，不是“中央集權”，而是“君主賦權”，因為你個人是沒有權力的，集哪門子的權力？你所謂各層機構都是君主給你的權力，當然，如果你以革命者思維非得強調君主對國家的主權享有是非理性，非邏輯的，那就是另一個結論了。

說到中國在辛亥革命后的“一統(tǒng)”，我們得感謝一個人，袁世凱，是他實際主導了南北議和，清帝退位等中國式“光榮革命”。中華民國從清帝手里獲得了愛新覺羅家族對這個國家的所有主權——幾乎清帝國的全部版圖，是為中華民國“一統(tǒng)”之法理所在。

而“一統(tǒng)”下的“共和時代”中國，其政權組織形式幾乎是像西方學習的結果。不管哪種組織形式，都可以通過民眾大會來約定，只是我們沒有現(xiàn)代議會文明，也沒有契約精神，便只能槍桿子里出政權，武人登上歷史舞臺，能者上。

中國是否能走出亂治交替的政治周期，與議會文明和契約精神能不能在中國孕育并健康成長，有很大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