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綜而言之，在孫中山的一生當中，“出讓滿洲”這件事情的具體涵義，是隨著其個人思想的進化，在不斷變化的。

在孫中山的一生當中，沒有什么事情比向日本“出讓滿洲”一事，在今天更能引起爭議，甚至對其人格產(chǎn)生顛覆性的影響。故而，在孫中山誕辰150周年之際，很有必要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大陸學術界自90年代以來，對孫中山“出讓滿洲”一事已不再回避

關于孫中山為換取日本對中國革命的援助，曾一度不惜“出讓滿洲”，大陸學術界自90年代以來已不再回避。如楊天石言道：“誠然，為了中國的獨立和富強，孫中山鞠躬盡瘁地奮斗了一生，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但是，也正是為了這一目的，他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準備將滿洲租讓給日本，這應該也是事實?！雹贄羁梢舱f：“關于孫中山曾試圖用租讓中國滿州地區(qū)權益或提供其它特權的辦法，來換取日本軍閥或財閥援助中國革命的情況，許多年前日本學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對于這一說法，習慣于為尊者諱的一些臺灣學者當年自然拒之唯恐不及了。奇怪的是，并未將孫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陸學者，很多人對此也始終抱以懷疑甚至否認的態(tài)度。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出來，不信不談到底是不成了?！雹?

“出讓滿洲”之說，對孫中山的形象，造成了巨大傷害。盡管學術界對此多持“可以理解”的態(tài)度，如俞辛淳教授認為，孫氏此類言行，乃是基于“革命的短期利益”而采取的一種“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的策略手段；楊奎松教授也認為，“我們無論如何不應當拿我們今天對國家及其主權領土之類的觀念，來評判歷史。……我們也不應當把愛國與暫時的妥協(xié)、退讓和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的外交行為簡單地對立起來，斥之為不愛國。歷史需要分析，更需要理解?！薄@種解讀，似尚不足以完全解釋孫的行為——因為孫的“出讓滿洲”，在前期尚帶有“割讓”性質(zhì)。

1911年之前，“出讓滿洲”帶有割讓性質(zhì)；1911年之后，轉變?yōu)橐员Ｓ袧M洲主權為前提的租借、委托

在“出讓滿洲”一事上，孫中山的立場，大致可以1911年辛亥革命為分界線，區(qū)分為前后兩個不同的階段。在前一階段，孫的意見帶有“割讓”性質(zhì)；后一階段則收縮為“租借”、“委托”性質(zhì)。

據(jù)日方資料記載，1898年，孫中山曾對內(nèi)田良平言及：“吾人之目的在于滅滿興漢，革命成功之時，即使以諸如滿、蒙、西伯利亞之地悉與日本，當亦無不可?！?900年惠州起義前，孫曾訪問日本婦女界著名人士下田歌子，請求其協(xié)助籌措軍費，下田稱：“革命成功后，須將滿洲讓與日本?！睂O答：“可以”。日人小川平吉也稱：辛亥前，“彼屢屢向我輩陳述：……其地原為滿洲人之土地，對我中國漢人來說并非絕對必要。我輩革命如能成功，如滿洲之地，即使?jié)M足日本之希望，當亦無妨?！辈⒈г拐f，辛亥后，孫中山等革命黨就完全忘記了當年說過的話。③這些資料中的“悉與”、“ 讓與”、“ 原為滿洲人之土地”等字樣，都透漏出了“割讓”之意。

1912年，日人森恪代表桂太郎、山縣有朋等人，與孫中山就“滿洲出讓”問題秘密接觸。密談結果，據(jù)森恪之秘密匯報，“孫已同意租借滿洲，日本若能為防止革命之離散，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日元之外再迅速提供一千萬日元借款，將中止與袁世凱之議和，孫本人或黃興當赴日本訂立關于滿洲之秘密契約。”④1913年初，孫訪問日本，據(jù)山田純?nèi)苫貞洠鹛稍驅(qū)O說起日本人口增加，除了向滿洲發(fā)展別無他法，詢問孫能否以共同的力量使?jié)M洲成為樂土，孫表示同意——稍早一些時候，孫在國內(nèi)對報界發(fā)表講話時，則有“滿洲之鐵路，全歸日俄之手，……路權一失，主權領土，必與俱盡，此大可為寒心”之辭。⑤1915年，孫與日本陸軍參謀長上原勇作密談，曾允諾“可以滿洲作為日本的特殊地區(qū)，承認日本移民和開拓的優(yōu)先權”，同時又強調(diào)“東三省是中國領土，主權仍屬于中國”。⑥1917年，河上清造訪廣東軍政府，孫曾表示，若得到日本方面的武器、貸款援助，則可將滿洲“委托日本管理”。⑦以上這些材料，均可顯示孫在辛亥后，已然放棄了“割讓滿洲”的想法，而轉為在保有主權的前提下“租讓滿洲”、“委托管理”。

圖：美國移民局檔案內(nèi)1904年孫中山被美國移民局拘留的圖片

1890年代，孫中山和梁啟超、譚嗣同等，俱以傳統(tǒng)的“華夷之辨”來看待清廷和邊疆地區(qū)

上述轉變，自然與清帝遜位、民國順利繼承清朝版圖有關。但更重要的因素，乃是孫中山“民族主義”觀念的巨大變化。

在1890年代，無論是革命者如孫中山，還是“改良派”如康有為、梁啟超，其思想與眼界都還沒有能夠超出傳統(tǒng)的“華夷之辨”。所以，不但孫中山曾高呼“排滿”口號——1894年，孫氏在檀香山創(chuàng)立興中會，宣誓“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康、梁等人也走在“排滿”運動的前列——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與唐才常輩偷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反清書籍，添加批點案語，秘密散發(fā)；甚至利用《湘報》公然為《明夷待訪錄》打廣告；譚嗣同在給乃師歐陽中鵠的書信中，“公然說滿人視中國為儻來之物，無所愛惜”，且秘密散布《大義覺迷錄》、《鐵函心史》等反清禁書?？涤袨閯t教導康門弟子“注意大同國，勿注意大濁國?！鬂釃貙⒋髞y，為人瓜分，獨夫之家產(chǎn)何足惜！”因而被御史彈劾“保中國不保大清”……⑧

因同具傳統(tǒng)“華夷之辨”理念下的“排滿”意識，當1898年孫中山向內(nèi)田良平言及“以諸如滿、蒙、西伯利亞之地悉與日本，當亦無不可”時，康有為、譚嗣同等人也有類似的觀點。如1898年，朝廷重臣孫家鼐質(zhì)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并起”，經(jīng)費將如何籌措時，康回答：“無慮，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棄此荒遠地，可得善價供新政用，不難也?！薄耙匀珖V作抵，英美必樂任之，其有不能，則鬻邊外無用之地，務在籌得此巨款，以立全局?！辈⒃谶M呈給光緒皇帝的《日本變政考》一書中，明確建議光緒賣掉“邊遠之荒地”，來為變法籌措費用，“以易金錢而興內(nèi)利”。⑨ 譚嗣同也在與好友貝元征的書信往來中，主張變賣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計內(nèi)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萬方里，每方里得價五十兩，已不下十萬萬。除償賠款外，所余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雹?

顯然，和孫中山一樣，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在1898年前后，俱尚無發(fā)端于西方的近代領土主權意識，而仍以傳統(tǒng)的“華夷之辨”來看待邊疆地區(qū)。不同的是，孫作為造反者，可以無所顧忌地討論“滿洲”；康梁譚等內(nèi)懷“排滿”思想，外走朝廷路線，言辭之間對清廷的“龍興之地”不得不有所回避。

1900年代，在野知識界引入西方帶種族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在排滿思潮之下，孫中山曾主張“中國建國在長城以內(nèi)”

1900年代，在野知識分子（無論主張革命抑或改良）吸收了西方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曾掀起一場“民族主義救中國”的巨大思潮。其開端乃是1902年梁啟超所撰寫的《新史學》。梁在文章中明確說道：“提倡民族主義”，乃是“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yōu)勝劣敗之世界”的必須手段。1903年，革命黨人主持的《浙江潮》雜志，也大聲疾呼：如果“再不以民族主義提倡于吾中國，則吾中國乃真亡矣！”

這股思潮，極大地激發(fā)了國人的“排滿”意識。按梁啟超等人的邏輯，西方國家之所以強大，乃是因為它們是“民族國家”；中國要強大，也須轉型為民族國家；轉型的當務之急，則是以“史界革命”的方式，來激發(fā)國人的“民族意識”。在這場文化革新運動中，知識界重構歷史，造出了一條自黃帝而下，由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洪秀全等歷史人物組成的“民族英雄”譜系。在這條譜系中，黃帝排蚩尤、岳飛抗金、文天祥抗元、史鄭洪抗清……無不切合當下“排滿”之意。梁啟超甚至寫信給康有為，明確表示自己不能遵從康的勸誡，是一定要“排滿”的，因為“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11）至于革命黨人，無不是“排滿”主張的擁躉，如在陶成章看來，“孰為中國人？漢人種是也。中國歷史者，漢人之歷史也。”宋教仁也宣稱：“中國者，漢族之中國也?！?

孫中山當然也是這股“民族主義救中國”思潮中的一員，甚至可以說，孫后來“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即發(fā)端于這場思潮。這一時期孫的“民族主義”，實際上就是“排滿主義”。 在《民報》發(fā)刊詞中，孫說：“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在與康黨論戰(zhàn)時，孫又呼清帝為“客帝”，責備康有為“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異種、舍忠義而為漢奸”、“保異種而奴中華，非愛國也，實害國也”，并感慨“漢人者，失國二百余年”，因“赴媚異種，故中國的文明遂至落于日本之后”……（12）“異種”兩字，足見其“民族主義”中的“種族主義”色彩。在這樣一種思想的支配下，說出“其地原為滿洲人之土地，對我中國漢人來說并非絕對必要”這樣的話，是一點都不奇怪的——1906年，孫氏曾對日人說道：“中國革命目的在于滅滿興漢，中國建國在長城以內(nèi)?！?

圖：宋教仁。1900年代，宋乃“中國乃漢人之中國”的熱烈擁躉

辛亥年前后，梁啟超、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觀念均有極大的進化，保有“滿洲主權”成為孫中山不可動搖的一條底線

今人當然可以責備孫的這種“種族主義”太過狹隘。但同時也須知，以激發(fā)“種族意識”為核心內(nèi)容的民族主義，當時尚是全人類的迷思。梁、孫諸人將其引入中國，實有與同時代西方“先進”文明“接軌”的強烈愿望在其中。

1905年，見識漸深的梁啟超，開始脫離“排滿”陣營，于《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首次提出“中華民族”一詞。梁認為，中華民族從一開始就不是單一的種族，而是多種族混合而成。孫中山具體何時擺脫狹隘的“排滿”意識，尚待考證——因革命黨人以“排滿”為發(fā)動民眾的重要工具，故孫在辛亥前從未公開批評過“排滿”，但1912年元旦發(fā)布的《臨時大總統(tǒng)宣言書》中，孫氏的說法已與梁啟超的意見頗為相近，在孫看來，所謂民族統(tǒng)一，即是“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

到1920年前后，孫中山的民族觀念，又有一次巨大的變化。孫曾對國民黨人如此說道：“現(xiàn)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nèi)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如美國，本是歐洲許多民族合起來的，現(xiàn)在卻只成了美國一個民族，為世界上最有光榮的民族)；并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義乃為完了?！保?3）滿族既屬“中華民族”中不可分割的一份子，孫中山自也不再對日言及“割讓滿洲”，轉而在商談出讓“滿洲利權”時，一再強調(diào)其主權不容侵犯了。

結語

綜而言之，在孫中山的一生當中，“出讓滿洲”這件事情的具體涵義，是隨著其個人思想的進化，在不斷變化的。今人在審視孫是否“愛國”時，須了解孫所處的時代，乃是一種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對孫而言，“愛國”毋庸置疑，但“國”究竟為何物，卻仍是一個問題。從“華夷之辨”，到“種族主義”，再到“五族共和”，終至“中華民族”，“國”的涵義在變，“出讓滿洲”的底線也在變。今人應理解這種“變”的不易；畢竟，今人批評前人時所使用的種種觀念和概念（如領土主權、中華民族），其實也是前人不斷摸索、糾錯的“變”所留下的遺產(chǎn)。

圖：1911年底，孫中山與黃興等人在上海討論組建臨時政府等事宜

注釋

①楊天石，《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②楊奎松，《孫中山出讓滿蒙權益問題的再探討：評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俞辛淳〈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研究〉》，《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40期。③楊天石，《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④藤井升三，《“孫文與滿洲”問題》，收錄于《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tài)·7》，P07。⑤孫中山，《欲解決外交問題須取門戶開放主義》，1912/09/05。⑥孫中山，與日本上原勇作的談話（1915年末或1916年初）。收錄于《孫中山集外集》，P225-226。⑦藤井升三，《“孫文與滿洲”問題》，收錄于《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tài)·7》，P08。⑧可參見：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上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P124-378。⑨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 康有為〈我史〉鑒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P348。⑩譚嗣同，《報貝元征》，收錄于《譚嗣同集》，岳麓書社，2012，P224。（11）梁啟超，《光緒二十八年十月與夫子大人書》，收錄于《梁啟超年譜》，P157。（12）參見：《敬告同鄉(xiāng)論革命與?；手忠皶罚?903），《支那保全分割合論》（1903）、《駁?；蕡蟆罚?903）、《中國應建設共和國》（1905）。等。（13）孫中山，《修改章程之說明》，1920年11月4日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席上演講。